2012，在卫生部新年献词中被定性为“深化医改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办医的“新36条”细则出台，民营医院将可以像公立医院一样参与评级、作为非营利机构经营，公立医院可以转制为民营;2011年末中央财政为“重大创新药物研制”专项下拨的400亿重金，去年又再追加750亿;针对2012年起5年内全球600多个专利药到期引发的仿制药过热，年末又出炉了新的药品质量要求和梯级定价方法;全球最大医疗设备制造商美敦力(Medtronic)以8.16亿美元收购“康辉医疗”，释放了中国医疗器械将登上世界舞台的积极信号。

众多机构宣布布局医疗，已经或筹备成立行业基金的就有君联、德同、软银中国、高特佳等。中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就处在大爆发的前夜。

新药和医疗服务是重点

口述 |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杜莹 整理 | 严晓霖

在做投资之前，我从事新药研发大概有20年。就我个人观点，中国大医疗健康产业最缺同时也最有机会的是新药和医疗服务。具体来讲，创新药、高端生物仿制药和医疗卫生系统改革是我在2013年最关注的领域和方向。

欧美真正有实力的医疗公司，都是以研发创新药为主。一个市场很小的药拿到新药证书就值十几亿美元，市场大的药收益可达上百亿美元。从投入、回报的比例来看是值得的，一些针对疑难疾病的新药往往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靠专利保护雄霸市场。

但是在中国，仿制药充斥市场，自主创新药少有创业者涉足，也鲜有投资人关注。说明在中国，有领导全球新药研发成功经验的创业者少，真正懂新药研发的投资人更少。

创新药可以是针对全新靶点的新药，也可以是对现有药物的优化和改造。去年，浙江贝达药业的抗癌新药凯美纳(Conmana)上市一年就有两三个亿的收益，这就是一款针对已知靶点的创新药。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在国外有新药研发经验的科学家纷纷回国，想要在中国大展身手，但都面临了非常大的融资困难。今年，我个人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寻找从欧美引进优质新药到中国来开发的项目，因为这样可以极大缩短开发时间、降低早期风险。

仿制药领域，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是生物仿制药(biosimilar drug)。化学仿制药(generic drug)由于进入壁垒较低，中国药企与其他国家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但生物仿制药的全球市场才刚刚开始。

除新药以外，去年政府向民营资本办医院伸出了橄榄枝。民营资本办医，开展得比较早的是建眼科、齿科、体检、医美等专科医院或诊所连锁经营。对综合性医院，又有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移交)、ROT(Refurbish-Operate-Transfer，更新-经营-移交)、产权收购等不同切入方法。我最看好的是医疗资源不错、经营理念亟待市场化的既有公立医院通过ROT模式转民营，卫生系统将医院的经营权委托给企业，企业自负盈亏。

中国需要改革的公立医院太多了，ROT模式的优点是投入资金较少，只要建立起一套先进的管理方法，就比较容易扩张。而如果要收购医院股权，扩张速度就会比较慢。至于专科医院，医疗人才短缺是当下无解的瓶颈，但在一些对病人资源、管理模式、药的投入需求多过基础设施的细分领域还是有机会，比如：精神病院、康复中心、儿童医院。反之，心血管病这类需要大型设备的医院，机会就比较渺茫。 

生物药在中国还有20%的市场缺口要填

口述：信达生物制药总裁兼CEO俞德超 整理：严晓霖

“生物医药”，在中国政策、行业、舆论各个层面的话语中通常泛指整个医药工业，即作为中药、西药(即化学药)、生物药三种不同类别药物的统称。我要讲的和我自己在做的，是狭义的生物药——采用现代生物技术研制的具备生物活性的药物，而且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生物药。

生物药在中国医药工业中的比例非常之低。三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第一，美国23%的国民医药消费是生物药，全球平均值是20%，中国只有不到2%，也就是说美国人1块钱药费里有2毛3是生物药，全球平均2毛，中国只有2分;第二，新兴国家韩国的生物药生产规模都达到了50万升(生物反应器体积总和)，而中国举全国之力还不足10万升;第三，国产生物药出口依然为零，尚未突破。这是因为自1990年第一个国产重组生物药面市至今20多年，上市了30多种药，全部是仿制而且是低端仿制药，质量远低于国际标准，也还没有一座生物药工厂能达到国际标准。

但是，也许用不了10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老龄化加剧和消费升级，2%～23%之间的空档就需要有人填上。包括生物仿制药(biosimilar drug)在内的高端生物药，在中国都归属于“一类创新药”，是国家“十二五”、“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的重点扶持方向，又坐拥如此大的市场空间，可以说无论创业、投资都很有机会。

这个机会不是人人都能抓住的，有很高的进入和技术门槛。首先，中国法律规定生物药不允许代工，这就意味着必须自建工厂，投入需要1亿～2亿美金之巨，考验融资能力。再者，其涉及的技术除了药品开发还有工业生产，要求核心团队拥有双方面的综合经验，即必须在海外大药企研发成功过生物药，同时还要懂得运营、管理国际标准化工厂。

我们的核心团队成员都是在美国从事生物制药行业20年以上的海归，很幸运地拿到了全球最大基金公司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 Investment Group)、世界10大药企之一美国礼来制药集团亚洲基金(Lilly Asia Ventures)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共同投资。对于产品，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只做高端生物药，尤其是拥有全球专利、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而且能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品种。以生物药平均开发周期为6年～8年计算，我们的产品面市时间大约会在2015或2016年。

展望2013年，有两件事我认为会对行业产生深远影响。一件是我前几年开发的全球专利生物新药“康柏西普”(Conbercept)将完成临床实验审批正式面市。这是一种治疗眼底病的生物药，能使因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其上市将有望引发不输于凯美纳(Conmana)的市场震动，并带动各方对生物制药的新一轮投资热情。

另一件是美国生物仿制药法规可能付诸实施，会促使国家药监部门改进药审制度，推动中国生物仿制药法规由调研进入到起草阶段。如果中国的药审标准还像10年前一样什么药都批、一个药批几十家，质量要求和技术门槛低，这一拨生物药热潮势必也将走回老路：低端重复投入，低价恶性竞争，一家也做不大。如果去年国家公布的一系列医药行业利好政策能全面落实——全面提高药品质量标准、限制审批低水平仿制药、以梯级定价估计创新，中国的生物药产业必将迎来真正的大爆发。